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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譯斷想
            時間:2020:01:06 16:21:00來源:佛山翻譯公司點擊:

              伯林在《浪漫主義的根源》一書里引用18世紀初一位名為迪博的神父的話說:“凡能被一種語言優雅地表達的感受和思考亦能被其他任何一種語言優雅地表達?!边@話現在估計很是被人懷疑——太肯定了,事實并非如此。我知道有人甚至已經根本不再相信語言的可通約性,有人乃至懷疑人與人之間還有什么可通約性。不過,令人感覺溫暖的思想仍然存在,比如伽達默爾的“視界融合”,還有我們經常吁求的“同情之理解”或理解之同情。我本人更愿意相信這些溫暖的思想,盡管語言與語言之間、人與人之間的通約并不容易,也并不簡單。

              依我的理解,翻譯問題該算是一個比較典型的解構問題。從翻譯的外部來講,翻譯發生在不同文化、民族之間的交界處,翻譯本質上只能是一種重構,被翻譯而成的已經是另外一個文本,而不可能是原來的文本。這不是典型的解構么?德里達在《書寫和差異》里將顛覆的矛頭直指傳統的書寫模式,直指其中的單線邏輯、絕對知識或絕對真理,也就是所謂“邏各斯中心”。在德里達看來,書寫不僅產生差異,同時也為差異所產生。也就是說:在書寫過程中,書寫自身會產生分裂,邏輯不斷生出自己的對立面,產生出非邏輯,理性產生出非理性,從而導致自身差異的產生,所以,總是存在著他者,——某種未知的東西。由于有這個“他者”的存在,書寫才需要說、需要寫。正是因為存在著差異、差異的出現,才要把那些“與他人不同的東西”寫出來,這些東西對于他人來說也是他者,——是他人所未知的東西,對于書寫者來說,則是他自己過去的他者,——他過去不知道的東西。簡言之,書寫就是說出不知道的東西,否則就只能是老調重彈。這里,德里達所要顛覆的,還是傳統上那種封閉性,那種百科全書似的自信。

              從差異的角度來說(或許還是“需要”的角度),我們不難理解,正是在那些“不可翻譯”的地方,存在著翻譯的必要性。具體的翻譯實踐中也正是這樣,正是那些似乎不可翻譯的東西吸引著翻譯者,一句話,“正是那種抗拒翻譯的東西在召喚翻譯”。極端地看,問題仿佛就只是這樣。而那些似乎輕易就能夠翻譯的東西,正因為有其“可譯性”存在著,問題往往就顯得不那么突出,人們也就沒有什么談論它的興趣。所以,人們更樂于說“詩是翻譯中失去的東西”,這也就是說,更喜歡談論詩的“不可譯性”,弗羅斯特的名言不需署名也無人不知(我也看到有人考證,弗羅斯特并未說過這番話,那就是以訛傳訛了)。而對于另外的一面,“詩歌是翻譯中剩下的東西”,人們就不愿意多想了。在我看來,詩歌翻譯就是在這二者之間走著鋼絲,困難,但因此更有意義;特別是詩歌翻譯,簡直就是“知其不可而為之”。

              其實,大談“不可譯性”,除了增強一些必要的警惕性以外,并無多少意義,因為否定總比建設容易。這是一個簡單的道理。有一次,我針對種種所謂回歸、復古、保守的聲音,——在這種聲音里,詩的翻譯和翻譯詩,特別是所謂翻譯體詩,都成了他們首要的靶子,“當然”,我說:沒有什么不可以成為靶子的,只要你打得準。但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大肆侮辱所謂翻譯體的。我可以說,沒有翻譯、沒有與翻譯同步的新文學運動,我們很多話至今都不會說、不能說,因為連基本的語匯和語法都不會有。

              翻譯體在翻譯中也許是不得已而為之,孰知其不是功過參半?而所謂翻譯體在原創中的流行,干翻譯何事?我以為,該檢討的是本土詩人們自身。翻譯文本不能取代本土詩人的創造這是肯定的,但誰要以為今天本土詩人必須關起門來,那就請他關起門來吧;問題是,門如果是永遠關閉的,那其實已成為墻的一部分。而翻譯,正是、也只是一扇窗戶,就是牢房,也是該有一扇窗戶的吧?!闭f到底,在一些問題上(比如詩歌翻譯),很多人其實是只有“意見”并無“看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說,什么事情他都要“表示”一下,他有“態度”,他不過喜歡能有一點出于態度的意見,而不是持有什么能夠稱之為真知的看法或見解。既如此,怎么能夠當真呢,根本不值得認真等待。

              翻譯者應該是一個具有謙卑美德的人,臣服于他的翻譯對象,站在他的身后,傳遞他的聲音。翻譯作品就仿佛是原作者和翻譯者表演的雙簧節目,背后的人越是不讓觀者意識到他的存在,越是只關注到在前臺表演的那個人,他的表演,他們的表演,就越是成功。多年前看那些譯制片,當我們忘記簡愛,冉阿讓,佐羅在說漢語時,我們是忘情的,譯制的配音電影是最成功的。

              翻譯不失為一種強制性的慢讀。在慢讀中隨著作者去理解并理解他筆下的對象。理解越深入,創造性轉換才能越“達”越到位。改一下斯賓諾莎的話就是,要一起哭,要一起笑,要真正地理解。翻譯最好不是譯者沾作者的光,而是作者沾譯者的光。此非狂妄,而是理想。有點理想總是好的。雖然說翻譯者不能有自己的風格,但事實上肯定會有,也就是打上自己的烙印,或多或少,沒有,是不可能的。所以選擇自己喜歡的作品來譯更恰當,其中會有某種暗合。

              翻譯中也有神來之筆,但那屬于心靈感應的時刻,靈感的時刻,創造的時刻,至福的瞬間。更多時候,只是勤勉的理解和傳達,是勞作,是滿懷虔誠敬畏的奉獻與犧牲。述而不作,不是沒有作,更不是不想作,是隱約領會了最高存在的意志,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他們也說修改、修正、修飾、打磨、提煉,但是,似乎只有我們還說“潤色”,這是我喜歡這個詞的原因:使灰暗的顯出顏色,使暗淡的放出光芒。

              翻譯要做的,與其說是翻譯文本,不如說在翻譯一種文本之外的東西。文本要么是不必要的,要么是不可能的。那么多的翻譯,真有必要嗎?或者說價值幾何?無論是出于互證,還是需要互補,精神上的需要總是第一位的。翻譯幾首詩是容易的??墒?,有什么意義呢?

              翻譯,作為一種知難而上的實踐,永無止境。說到底,翻譯還是需要信念。首先是對于不同文化的信念,相信即使是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語言里,變亂了口音,人們仍然是生活在一個相似的精神宇宙之中,有著能夠相通的心靈。這是巴別塔的信心,相當于是本體論的信念。其次,管它多么不同的表達,多么曲折的意義多么詭異的修辭多么復雜的句法,以及多么幽暗的蒙蔽,只要理解的光線足夠強烈,總是能夠穿透,并能找到出口,也就是:轉換的措辭。這相當于是方法論的信心。保持這二個層面的信念,如此,“正是在那些不能翻譯的地方召喚著翻譯”才是一句豪邁而安慰人心的話。對于給我養分的翻譯家和翻譯作品,我永遠保持足夠的敬意。坦白地說,在翻譯的實踐過程中,真正受益的還是我本人,它讓我如此近距離地接近和感悟詩的奧秘,感悟異質文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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